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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中國科學報
◎從某種意義上說
,因為霧霾事件
,科學的
、參與的精神開始在普通民眾中蔓延
,它時刻在提醒每一個人
,需要直麵這個問題
。
◎身體力行節約能源依然是個人層麵上對抗霧霾最強有力的手段
。
今年入夏以來
,人們的手機頻頻被藍天刷屏
。不光有北京人民
,河北人民
、河南人民也紛紛曬出戶外的“稀罕”照
,感歎那“不真實”的畫麵
。
事實上
,根據環保部官方網站數據中心公布的數據
,今年前5個月
,北京空氣質量達到“優
、良”(指AQI在100以內)的天數共有75天
,占49.7%,而去年同期共有63天
,占41.7%
。同期相比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空氣質量的確有所好轉
。
美醉“北京藍”之後
6月以來
,北京幾番迎來降雨
,從6月4日到8日
,北京連續5天出現了全市性或局地性的陣雨和雷陣雨天氣
。尤其是那場6月10日一直持續到11日的大雨過後
,天空好似被徹底洗刷
,藍得與眾不同
,有如湖水般清澈
,再加上大朵大朵的白雲點綴天空
,“最美藍天”的形容並不為過
。
網友們紛紛在網上曬出了自己拍的高顏值藍天照片
。有人吐槽
,領導看到這種藍
,也該給員工半天藍天假了
!
這種因藍天而興奮不已
、幸福感爆棚的行為
,也被調侃為“藍天綜合征”
。在“臨床”上
,它還伴有呼吸暢通
,心律平穩
,愛出門拍照留念
、瘋狂刷屏等異常行為
。多發於長期居住北京飽受霧霾折磨的群體
,短期內尚無有效療法
。
如果這是一種病
,也無須擔心
,天氣與心理息息相關的現象並不是現在才有
。科學研究已經證明
,晴天與積極的情緒狀態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同樣
,由疲倦而導致困意的狀態與陰冷黑暗的天氣也有顯著的相關
。晴天的生活幸福感比陰雨天的生活幸福感高並不奇怪
。
這是因為人類存在於大自然中
,整個生命都存在於各種氣象狀態和氣候環境中
,氣象和氣候對人類各個方麵都有影響
,當然就會對心理活動產生影響
。
霾是空氣中高濃度的細顆粒物(PM2.5)對太陽光的消光作用而導致的能見度下降的現象
。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的相關課題組從2000年以來持續對北京及京津冀區域霾汙染觀測
、模擬預測和預警研究
,已經確認北京
、天津、河北保定和唐山四個城市的PM2.5主要來源均為燃煤
、機動車
、工業和餐飲
,其中上述來源在北京的占比分別約為30%
、22%、12%和13%
,城區交通等排放的大量揮發性有機物(VOCs)
、氮氧化物(NOx)和周邊工業生產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硫(SO2)經化學轉化生成的二次顆粒物對北京霾的貢獻是最大的
。
“從長期看
,汙染排放是影響空氣質量最重要的因素
,但短期內
,空氣質量的好壞與氣象狀況是否有利於大氣中懸浮顆粒物的沉降和擴散有著密切的關係
。因為汙染源的積累與減少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緩變的過程
,而天氣條件卻是一個突變的過程
。”北京市專業氣象台專家張明英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
事實上
,在解釋近期頻頻出現的“北京藍”時
,受訪專家均表示
,“天幫忙”還是最直接的原因
。
張明英說
,夏天溫度較高
,大氣穩定度比較差
,空氣活動比較活躍
,所以大氣顆粒物垂直方向上的擴散較之冬季更強
。而且
,今年入夏以來
,華北地區的冷空氣活動相對頻繁
,這是因為
,一般存在於北緯高緯度地區的冷性低渦有南調的趨勢
。冷空氣南下
,對流旺盛
,形成的雷雨增多
,同時
,吹來了偏北風
。這些氣象因素對於汙染物的驅散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
對此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王躍思也坦言
,“對目前的藍天還是要保持謹慎的樂觀”
。
霧霾治理才剛剛開始
2013年
,全國範圍內正式開始向霧霾宣戰
,尤其是京津冀地區
。根據《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
,北京率先提出了《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
,開展了改造燃煤鍋爐改造使用清潔能源
、居民采暖實施“煤改電”
、淘汰老舊機動車與退出汙染企業等一係列治霾措施
。河北
、天津則著力關停重汙染企業
,降低燃煤使用量
,並啟用燃氣新廠
,同時力爭淘汰全部黃標車輛。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京津冀地區空氣質量達標天數得到了增長
,重汙染天數同比減少
,PM2.5
、PM10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四項汙染物平均濃度都有了下降
。不可否認
,人的努力初顯了一些效果
。
不過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大氣汙染控製教研所研究員吳燁認為,霧霾是近30年化工汙染積累的結果
,空氣汙染治理作為一項重大的係統性工程
,至少需要3~5年的時間
,才有可能評估其發揮的作用
,顯著成效則需要經過更長的時間
。
“機動車排放控製措施是北京各個產業中持續時間最長
,也是最有效果的
。”吳燁說
,根據評估
,從1998年
、1999年到現在
,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至少增加了3倍
,但總排放量是下降的
。對一輛機動車而言
,減排超過了50%以上
。
但他同時表示
,即便如此
,北京市的機動車減排壓力依舊不小
,與發達國家相比
,排放強度還是高出不少
,如要達到理想狀態
,需要在現有排放總量的基礎上再減少一半
。
此外
,6月4日環保部對外通報的《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
,全國開展空氣質量新標準監測的161個城市中
,隻有16個城市空氣質量年均值達標
,有90%的城市空氣汙染程度仍然超出國內的空氣質量標準
。
“如果全國範圍內的汙染總量無法嚴格控製
、持續減少
,那麽霧霾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研究員王自發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而且
,隨著京津冀地區的產業升級
、結構調整
,汙染轉移是不可避免的
。未來
,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在產能輸出增加的同時
,也將麵臨汙染排放增加的問題
。”
因此
,在他看來
,城鄉間
、發達和欠發達地區間在控製
、治理大氣汙染過程中需要更為一致
,相對落後地區一樣不能再采用高耗能
、高汙染為特征的發展模式
。
不應隻是“曬圖”
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所長曹軍驥早在2003年前就開始了國內多城市PM2.5的季節性同步觀測
,研究PM2.5已經十幾年
。
他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近30年來
,我國空氣汙染狀況呈現出震蕩發展的過程
。改革開放初期
,各個城市都彌漫著燃煤帶來了硫磺味
,隨著1987年《大氣汙染防治法》的出現
,汙染開始下降
;進入上世紀90年代
,由於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
,國內為擴大內需
,加速工業發展
,大氣汙染也開始回升
;直到2006年
,國家將幾個與節約資源
、保護環境有關的指標列為“國家約束性指標”
,大氣汙染狀況便有所控製
;但在2008年奧運會後
,產能又開始上升
,霧霾出現了總爆發
。
“空氣汙染就是這樣,隻要有人管它
,就能有所變化
。關鍵在於
,是否能夠連續地
、毫不鬆懈地堅持
。”曹軍驥說
。
上世紀40年代出現在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事件是世界著名的公害事件之一
,洛杉磯從1943年第一次霧霾的出現到1970年出台《清潔空氣法案》經曆了整整27年
。讓曹軍驥印象深刻的是
,在這過程中他們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阻力
,但回頭發現
,真正推動這項事業進展的是普通民眾
。
曹軍驥並不認為全民曬藍天隻是一種社交行為
。
“在國內
,真正關心環保問題的主力實際還是中產階級
,環保教育更像是一種精英教育
。但環境問題每天都在發生
,它與老百姓的生活
、健康息息相關
,隻有政府
、少數專家的關心是不可能改變現狀的
。在過去
,大多數人視而不見
、漠不關心
。現在
,所到之處
,人們會留意汙染排放是否嚴重
,那些破壞環境的行為
,成了‘過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
在他看來
,隨著老百姓了解、參與和支持正確的汙染改善的措施
,政府
、企業才有壓力也有動力持續解決汙染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
,因為霧霾事件
,科學的
、參與的精神開始在普通民眾中蔓延
,它時刻提醒每一個人
,需要直麵這個問題
。”
曹軍驥舉例
,當年
,加州州長傑瑞·布朗建議加州居民盡量拚車或者乘坐公共汽車上班
。為此
,他在洛杉磯聖莫妮卡高速公路開放了第一條“拚車專道”
,該車道允許拚車和公共汽車可以比私家車更快的速度行駛
。但在一開始
,這種既省錢
,又環保的出行方式老百姓並不買賬
,該措施甚至直接導致了布朗下台
。而此後的實踐證明
,布朗提出的政策是有遠見的
,老百姓逐漸接受了這種方式
,並最終成為了美國普通民眾的出行習慣
。2011年
,傑瑞·布朗再次當選加州州長
,成為該州年齡最大
、任期最長的州長
,這足以見得民眾對其治霾付出努力的認可
,以及對環保事業的支持
。
除此之外
,現階段國家治理霧霾的措施主要是針對工業汙染的
,可事實上
,生活消費過程中形成的大量能耗與碳排放
,將是減排很有潛力的部分
,比如那些超出實際需求的
、滿足欲望的過度消費
。不過
,與工業汙染的強製性治理手段不同
,治理生活排放與個體相關
,它的實施難度恐怕比前者還要大
。
因此
,曹軍驥認為
,這部分減排也更有賴於社會的引導和全民的參與
。包括選用節能家電
,自覺采用公共交通
、自行車和步行等綠色出行方式
,拒絕高能耗的奢侈性活動等
,實現生活方式的轉變
。
“對普通民眾來說
,身體力行節約能源依然是個人層麵上對抗霧霾最強有力的手段
。”曹軍驥說
。胡瑉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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